2020年9月22日,浙江嘉兴。刚刚结束学习的青年党员干部走出教室。(图/ 视觉中国)
2月25日,两个词条在微博热搜榜上达到了“爆”字标识。
(资料图)
一条是“省考”,一条是“申论”。原因是这一天是各地省考的笔试日期。
2023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50万人,创近十年之最。而拟录取人数为3.71万人,其中资格过审最大竞争比超过了5800∶1。
“考公”“考编”,正在成为当代年轻人的关键词。
“考试大国”“宇宙的尽头是编制”的说法渐渐不只是互联网上的调侃,而是成为一种略带残酷的现实。
“进入体制”好像不仅仅是父母对孩子的期待了,如今,它也被很多年轻人所渴望。
“体制热”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,而相应地,进入体制后,人们的境遇也不尽相同。
繁繁和雪锋是一档生活类播客节目的主播,去年,他们开始把视角聚焦在那些已经“上岸”的体制内职员身上,做了档名为《体制内|小职员们的聊天局》的新播客。
在这档节目里,他们和不同年龄、岗位、地域的体制内职员们聊了聊天,却意外收获了大量关注。
工作、生活、爱情……这些议题被放在“体制”之中讨论,折射出这个时代年轻人的价值取向,也让更多人了解体制内的真实现状。
播客《体制内|小职员们的聊天局》意外受到很多听众的喜欢。(图/ 由被访者提供)
一场体制内的“茶话会”
繁繁和雪锋两个人都在成都生活,繁繁是一位工作了十年、刚刚辞职完毕的公务员,雪锋则是一位从未进过体制的个人创业者。
2021年,繁繁经历了工作上的调动,两个人因此偶然聊到体制内工作的话题,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,决定专门做一档以体制内职员为关注群体的聊天节目。
某次开播前,两个人曾为一个问题争论了快两个小时——一个高学历人才,通过对他而言简单的考试成为一位体制内小职员,这是不是一种浪费?
繁繁觉得,从个体角度来说,这种情况的确是一种对于个人能力的浪费。
她认识一位年轻人,硕士毕业于英国一所QS世界大学排名前百的学校,回国后考取了本地一所高校的行政岗位。
在考试前她一直都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而入职后,日常做的都是非常简单的工作,几乎发挥不到什么专业性。
而在繁繁平时的工作观察里,她也见过一些高学历年轻人积极地想要推进工作,却困难重重的情况。
而雪锋则持相反看法,他认为学历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工作能力,因此“人才浪费”更像是一个伪命题。
现代社会的工作本就是无限细分的,即便是在私企,年轻人也很难一下子就进入绝对核心的工作岗位上,真正做到所谓的“物尽其用”:“比如你进入某个大厂,刚进去的一年或者半年可能都要做‘打杂’的工作。或者刚毕业的程序员,没有项目经验,大部分去做的就是修复一些小小的功能而已。”
在雪锋看来,学历贬值的现象并不局限于体制内,而是整个社会的趋势。
怀着各自的立场,他们找到了不同年龄、岗位、地区的体制内职员,包括1999年出生、刚刚“上岸”的年轻公务员,35岁、连续考了6年才如愿“上岸”的理工科男生,已经退休多年的出版社老编辑,从体制内离职后进入考公培训机构的老师……
在播客里,繁繁和雪锋分别代表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的不同观察,和他们一起聊了各自的选择和感受。
“考体制”无疑成为了一种趋势。这种潮流不仅仅是一代人对稳定、体面的工作的主动追求,更多时候也是出于无奈。
春节期间,雪锋回到老家亲眼见证了家族中弟弟妹妹们的工作选择,留在本地的年轻人几乎都选择了考公,原因是这几乎是四五线小城里仅有的“好工作”。
而播客的一位嘉宾,那位35岁才考公“上岸”的理工科男生,在备考的过程里发现,在培训班的同学中,很多刚刚毕业的年轻人选择体制的理由更像是“想开了”。
他们认为工作只是一份收入来源,或是一种融入社会的方式。
体制内的工作时间相对固定,可以让他们把剩余精力放在自己的生活上,比如业余时间搞摄影、打游戏。
但也有一位年轻的地方选调生,认为自己进入体制,是希望能成为一个体制内环境的观察者。
随着报考人数的逐年上涨,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让人们可以为一场考试投入足够高的成本。
在繁繁和雪锋访问过的嘉宾里,能一次就“上岸”的人总是少数,脱产备考多年的情况已经成为一种常态,很多人还会选择费用高昂的培训机构。
联想到自己的考公经历,繁繁相信“考体制”似乎是高考之外,普通人能够实践的最公平的筛选机制。
“起码考公面试当中,你的名字、学校、家庭……任何信息都不会被透露出来,直观上来看,它确实是一场很公平的选拔。”
退休以后,曾为出版社编辑的段大姐在喀纳斯219 国道上打造了一间“狐狸书屋”。(图/ 由被访者提供)
“体制内的金饭碗至少要端到你结婚以后”
“体制内的光环,在越小的地方越明显。”在谈及婚恋的一期节目里,有网友在评论区如此写道。
“门当户对是自古以来的观念。父母在体制内,自己也在体制内的人,大多数会比较倾向于另一半也是体制内的。”
这一发言来自同一期播客的嘉宾、央企员工小王。
35岁的他以体制内员工的视角认为,婚姻应该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利益交易。
评论区里,年轻的听众们对他的“理性”难以理解——“体制内难道就有优越感吗?”
“体制内”终究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标签,且在婚恋市场中尤其明显。
家住小县城、考上沿海省份公务员的女生橙子聊到自己的表姐。
表姐的工作是某直辖市的公务员,这份工作有着五年的服务期,干到第四年的时候,表姐想要辞职,但遭到了家人们的强烈反对,一位亲戚说了句非常经典的话:“体制内的金饭碗至少要端到你结婚以后啊。”
家人们认为表姐如果辞职,会影响她的择偶。
“在我们小县城,是不是在体制内工作,跟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对象,好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男方和男方的父母也会偏好体制内工作的女生。”
橙子说,“而当我考上以后,我的一个男性朋友也对我说,‘以后你就是我们这儿相亲的抢手货’。这种话我听到并不是很舒服,仿佛我因为这一份工作就占尽了某种优势,但这种优势是一个非常没有必要,且有点虚幻的优势。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不想像一个产品一样被推荐给其他男孩子。”
但这“品牌光环”背后,其实也有阴影。
2022年,论文《县域体制内的“剩女”——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》在媒体上被频繁转发和讨论。
研究中提到,县城体制内女性反而难以在相亲市场上找到“匹配”的对象,因为她们期待的是比自己更“优秀”的体制内男青年。
“不过,找一个体制内的伴侣,你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,他的政审是过了的。而且如果买房子申请贷款,他们也是银行最喜欢的人群。”雪锋开玩笑说。
当访问了越来越多的嘉宾,繁繁和雪锋也发现,不同岗位、地区的体制内工作可能千差万别,因此仅仅用“体制内”的标签去代表这些人是过于笼统的,甚至会带来一些误解。
在每期的访问里,一个固定的问题是“用三个关键词描述现在的工作”,其中“加班”被提及的频率远超其他词汇。
这多少和人们对于体制内工作的固有印象不同,很多受访人表示,自己在工作中加班已是常态,有的人的加班强度甚至比互联网大厂的更大。
而在收入上,体制内的工资也大多比人们印象中的更低。
一位生活在一线城市、某最高级事业单位的员工描述,自己的工资只够跟人合租房子。
而很多人工作好几年,工资只涨了几十块钱。
人们对于体制内工作所公认的特点是稳定、没有裁员危机、明确但缓慢的上升渠道。
因此,繁繁觉得,体制或许真的天然地适合某一类人,他们对于稳定的生活有着强烈向往,不喜欢折腾,愿意在人情世故上下功夫。
播客主播繁繁是一位工作了十年、刚刚辞职的公务员。图为繁繁的辞职申请。(图/ 由被访者提供)
身处岸上的人,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再次跃入水中?
一个问题是,体制内外,真的是两个世界吗?
在访问过的嘉宾中,繁繁印象最深的是乌鲁木齐的出版社退休编辑段大姐。
作为年纪最大的嘉宾,她身上似乎有着某种超越年轻人的活力和理想主义。
作为旅行杂志的美术编辑,她在新疆连高速公路都没有的年代,走过阿尔泰山、天山、昆仑山采风,也曾为了拉封面广告四处“化缘”。
而段大姐对于体制也有着自己的理解。
她认为自己所处时代的“体制内”,和当下的这个“体制内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
“我们是被时代洪流卷进去的。不在体制内,去不了别的地儿。”
她始终热爱充满创造力的工作:“虽然我在体制内做了一辈子,但我不觉得考编是一个‘高级’的追求,我甚至不愿意我的孩子去做编制内的工作,担心他会羡慕那些自由自在的人。”
退休以后,段大姐在喀纳斯219国道上打造了一间“狐狸书屋”,其中放的很多都是自己的藏书。
这间小书屋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聊天、看书、做义工,成为雪山上一处自由浪漫的空间。
繁繁对这样的“体制内”人生感到很震撼:“她的生命是有光辉的。她对生活以外的东西的向往,去做的那些事情,能够让很多人觉得她这辈子活得特别值。”
而相反地,人们往往以为00后是更加自我的一代。
但出生于1999年的嘉宾——公务员小明,却让繁繁和雪锋有了不同的感受。
在一次录制节目的过程中,小明被突发的工作打断,他立刻切换到工作状态中,言语间展现出一种对于人情世故的专业和老练。
繁繁提到,自己作为一个90后,其实在刚入职的时候,总会在类似“要不要帮同事洗茶杯”的事情上感到尴尬。
但在小明的身上,她感觉到一种游刃有余的“高情商”。
在雪锋的感受里,人们往往觉得,体制内外的差别,是一个关于“效率”与“流程”哪个更优先的问题。
企业往往更遵循效率至上的原则,而体制内或许更加注重流程性,比如升职往往要看资历,而非绝对的能力优先。
与此同时,繁繁觉得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也意味着离职成本过高,而相对固定的社交圈,也有可能导致年轻人渐渐与社会职场脱节。
但其实,体制内外的鸿沟已在某些层面渐渐变得模糊。在互联网大厂日益扩张的当下,大厂中的晋升机制、管理方式似乎也在“体制化”。
而一位在国家电网工作的员工也提到,自己的工作过程和市场化的企业并没有什么明显区别。
《体制内|小职员们的聊天局》播客渐渐成为很多人的“树洞”,繁繁和雪锋最近常收到一些同为体制内职员的听众的私信,分享自己的感受,或是讲讲自己工作中的郁闷。
很多人主动报名,希望参与到之后的聊天局中,为更多人提供丰富视角。
而回看全民考公的浪潮,“上岸”或许真的是个微妙的比喻。
如果社会是一片海洋,一部分人奋力游上岸边,另一部分人还在水中挣扎,那么也必然有人享受在海里游泳的自由。
时代在持续变化。当又一轮潮水退去,身处岸上的人,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再次跃入水中?